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为此发挥了重要作用。立足这一实践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探索宏观调控新理念，逐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宏观经济治理是对宏观调控理念和实践模式的重大创新，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标识性概念，也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对经济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
宏观经济治理的提出及实践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有力支撑了经济长期快速发展。这一体系既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短期需求管理工具，也涵盖产业、区域、投资、消费等多类经济政策，形成目标多元、工具多样、协同联动的调控框架。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宏观调控方式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相互交织，需求侧与供给侧冲击相互叠加，政策目标日渐多元化，导致少数工具难以兼顾多重目标；居民消费占比偏低、财税金融传导不畅等深层次问题可能削弱政策效能，亟需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加以破解；人工智能等革命性技术催生新质生产力，也给宏观调控提出新要求。推动宏观调控向宏观经济治理拓展提升，正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和重要理论创新。
2020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宏观经济治理”，要求“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宏观经济治理涵盖宏观经济政策、地方政府经济治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以及改善政策效果的改革举措等。这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的治理理念从侧重于政策工具操作的“宏观调控”，升级为立足国家治理高度进行系统谋划的“宏观经济治理”。
“十四五”时期，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其内涵持续深化。“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并将其作为“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首要内容，明确“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制度层面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提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这一系列部署标志着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探索进入新阶段。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主要有四点。一是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高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水平，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宏观经济治理要着眼于系统性重塑经济发展模式，注重构建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消费基础作用和创新内生动力的新增长路径。二是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统筹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这意味着要形成短期稳定、长期增长、结构优化三大类目标协同并进的治理格局，相应地，需统筹强化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结构政策的协调配合，实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三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作为明确要求，并与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挂钩。在实践中，要把制度建设与效果检验结合起来，把制度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四是将预期管理纳入全过程。“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超越了西方预期管理仅限于货币政策领域的做法，将预期管理升级为贯穿治理全链条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把握标识性概念的重要特征
各学科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干支撑。“宏观经济治理”具有主干性、原创性、实践性、引领性等标识性概念所应具备的特征，是党的创新理论引领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大实践问题所形成的重要理论结晶，充分彰显了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性和引领力。
一是具有显著的主干性。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宏观政策与经济增长等少数概念居于主干地位，分别从通过政府政策实现经济金融稳定和通过有效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两个维度支撑起学科框架。“宏观经济治理”并非对西方“宏观政策”的简单替换，它意味着从“被动调控短期波动”转向“主动建构治理体系”，在目标维度、工具种类、协调机制和政策逻辑上均有根本性差异，是对宏观政策范畴的整体性升级。正是依托这一主干概念，中国宏观经济学得以将分散的政策实践系统化和理论化，构建起逻辑自洽的学科体系，进而形成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二是具有突出的原创性。长期以来，西方宏观政策理论聚焦于“市场失灵—政府干预”逻辑，政策目标与工具相对单一。“宏观经济治理”立足多重目标和多重约束的复杂现实，是一个融合目标协调、工具组合和主体协同的整体性框架。它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形成“规划引领、政策协同、制度保障”的治理框架，涵盖治理目标、主体、工具与协同机制。而且，它突破了总需求管理的传统理论缺陷，强调供给与需求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匹配。这在理论基础、政策目标和治理范式上均形成了新的理论表达，超越了西方以短期总量调控和需求管理为核心的理论范式。
三是具有坚实的实践性。宏观经济治理既源自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安排，也植根于中国应对增速换挡、外部冲击等现实挑战的丰富经验。从制度安排来看，无论是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以中长期战略引领宏观走向，还是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强化跨部门、跨周期的顶层协调，抑或是地方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经济工作，都有利于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从应对冲击来看，国际上日本、韩国在高速增长后均出现增速急剧下滑与大幅波动，而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平稳过渡到当前中高速增长阶段，这得益于区间管理、定向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宏观经济治理框架下的创新举措。同时，在疫情冲击下，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展现出强大的应变能力和调控效率，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些实践有力证明，“宏观经济治理”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创新。
四是具有强大的引领性。知识层面，它引领相关领域将中长期规划、结构政策、风险防控、跨周期设计等系统地纳入分析框架，能够带动形成一套更加综合、更能回应复杂现实的知识体系。理论层面，它强调系统观念，引领形成多重目标动态平衡、供给需求双向发力、国内国际统筹协调等新命题，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支撑。方法层面，它突破西方宏观经济学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为基本方法论的局限，能够引领探索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分析工具，通过数据驱动和复杂系统建模拓展传统方法边界，从而形成更加适应超大规模经济体治理需要的方法论体系。
处理好四个关系提升治理能力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政策与改革这四个关系，才能不断提升治理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最终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良好局面。
第一，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与政府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二者应有机统一、相互配合。科学的宏观调控与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价格、竞争等机制充分生效。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要通过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弥补市场失灵、规范市场秩序并防范风险。
第二，统筹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节，处理好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的关系。短期稳定关乎经济健康运行和民生福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直接体现。必须运用逆周期调节平抑经济波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同时，经济政策不能仅局限于应对短期波动，还要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着眼长远、预留政策空间。因此，宏观经济治理要发挥其前瞻性与连续性的优势，实现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的有机统一，尤其是要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国家战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第三，推动供需动态平衡，处理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既有供给侧因素，也有需求侧因素，二者相互交织，不能割裂看待，必须推动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有效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增强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加强需求侧管理能够改善总需求结构失衡，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形成对供给侧的牵引作用。因此，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求供给和需求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匹配。
第四，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处理好宏观政策实施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关系。一方面，要适度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为改革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使各类政策措施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加强财政、金融、就业、产业等政策协同，深入挖掘政策结合点，创新实施工具，持续放大“组合拳”效应。另一方面，要用改革的办法打通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将政策效果转化为经济内生增长动能。其中既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也强调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等。在发展中，只有坚持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的有效协同和良性互动，才能更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宏观治理层面的坚实保障。
（陈彦斌安全股票配资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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