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的配资网站 “锁钥之城”合肥：毛泽东给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信

近些年，在长三角经济能量的辐射下正规的配资网站，加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为科技创新的硬核底牌，合肥如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中国经济版图中迅速崛起。

合肥，开始耀眼！“合肥现象”、“合肥模式”屡屡被提起。

但之前的很多年，合肥在全国省会城市里，几乎没有存在感。

事实上，最近几百年来直到解放前，即便在安徽内部，合肥也没有什么存在感。康熙(1667)年间，清王朝将江南布政使司分离出安徽布政使司，从此安徽省正式成立，而后安庆长期定为安徽省会，安徽最为繁华富庶的也是安庆。

合肥与安庆的位置关系（制图@探客纪/李北平）▼

清末和民国时期，长江沿岸经济发达，重庆、武汉、安庆、南京、上海并称为“长江五虎”。在安徽省内，安庆凭借坐拥长江黄金航道的先天禀赋，水运网络四通八达，一度成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先驱地。

1938年日军侵占安庆后，抗日战争时期到民国结束，安徽省会几经游离变动。

虽然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安徽省省会迁至合肥县，然而，很多人心中依旧难以理解，因为在当时铁路交通、空中运输不发达的年代，水运成为安徽省的一大经济支柱，而合肥远离长江淮河两大水系，交通非常不便捷，管理也很吃力。

合肥市的位置图（图源@天地图）▼

1949年1月合肥解放。不久，根据当时安徽没有全境解放的实际，中央将长江以北已解放的原安徽地区设置皖北行政公署，合肥定为行政公署驻地。渡江战役后，皖南也已解放，中央将皖南地区设置皖南行政公署，芜湖定为行政公署驻地。1952年8月7日，中央恢复安徽省建制，决定以合肥市为省会。

当时合肥依旧还只是一座小县城，市内连座像样的高楼也没有，反观老省会安庆，以及芜湖等城市，城市占地、人口基数、发展水平都比合肥好得多。因此，合肥作为安徽省会还是难以服众。

此后一些年，让安徽迁省会的声音仍层出不穷。而省政府的官员们也因为发展合肥的种种不便，动摇了“立合肥为省会”的想法。

1958年，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彻底改变了合肥这座城市的命运，他让合肥作为安徽省省会的地位变得无法动摇。

毛泽东主席写给时任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的信（图源@网络）▼

当时，关于安徽省省会设置的争论直接传到了中央。

为了平息各界的争论，1958年9月毛主席趁着视察安徽和为“安徽大学”提校名的机会，亲自给时任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合肥不错，为皖之中”，还明确提出“从长考虑，似较适宜”。虽然毛主席信中涉及合肥的不过只有16个字，但足以表达这座城市不仅在安徽具有极高的地位，在整个中国也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合肥地处安徽中部、江淮之间、长江三角洲西翼，这座城市之所以得名，据说是因为两水汇合之处被称为“肥”，而合肥正好处于淝水和淮河汇集之处，当然在有些资料中也认为是“夏水和淮河交汇之处”，总之合肥市因为两条水系交汇得名合肥的。

而合肥这个地名最早出现于汉代，在司马迁的《史记·食货志》中，“合肥受南北潮（湖）（巢湖、瓦埠湖），皮革、鲍、木输会也”。不过此时的“合肥”还是一个与商品运输和交换为主的“聚落（居民点）”。直到东汉班固的《汉书》中，才明确记载了“九江郡，秦置……合肥，东城，莽曰武城”，此时合肥才以一座真正意义的城市出现在史书中。

航拍合肥翡翠湖琴岛（图源@摄图网）▼

实际上，这座以军事重镇的地位闻名于世的城市，早在华夏上古时期就已经出现在各种史籍当中，比如夏末商初就有“商汤放桀于南巢（今合肥市肥西县三官庙遗址）”的记载。此后，围绕着合肥周边，又展开多次大规模战争，尤其是春秋时代吴和楚之间为了争霸，就先后爆发过“鹊岸之战”“长岸之战”“巢城之战”等等。

只是，此时的合肥虽然已初具兵家必争之地的雏形，但似乎还没有显示出“太史公（钦）叙天下地势，于江淮之间独举合肥”地位。毕竟，当时秦汉之际的中国，关中是无可争议的政治、经济中心，所以主要的战争是围绕着函谷关展开，所呈现出的形式是东西对抗。

到了东汉以后，随着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区在经济、政治地位上的提高，尤其是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之后，更是形成了以洛阳—南京为政治中心的南北对峙局面，战争的焦点也从之前的东西对抗逐渐增加了南北对峙。

于是合肥的军事地位开始逐渐上升，并成为南北政权军事斗争中的战略要地。毕竟，在被淮河和长江分割为三大版块的安徽，位于江淮之间的合肥不仅作为连接各版块的枢纽，更是处在水陆交通干线的要冲的位置。

根据清代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的描述可知，合肥“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陈、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附其背矣”。

合肥在安徽的位置很明显是“为皖之中”（图源@网络）▼

顾祖禹之所以如此描述，是因为从南京至洛阳，在江淮之间有三条交通线路，东部的长江—邗沟—泗水—汶济；西部的长江—汉水—中原—黄河；中部的长江—巢湖—合肥—寿县—淮河。其中最为便捷的是中线，合肥则雄踞中线的核心位置。

除了水路之外，合肥西边的皖西山地属于大别山余脉，主峰天柱山、白马尖等海拔都在千米以上。在合肥东部，由大别山延伸于此的江淮丘陵散布着老嘉山、琅邪山、龙王山等山峰，又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拱卫合肥。再加上走出合肥之后，就是“南临江湖，北远（达）寿春”，东西两边再无山水阻隔，几乎是一马平川。

所以，只有控制了合肥，就能掌握在两淮和江南用兵的战略主动权，这也使得这座南北水陆要冲的城市成为了关乎南北政权安危的“锁钥地点”。

合肥市周边地形示意图，请横屏观看（制图@探客纪/李北平）▼

为了争夺合肥，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在此展开了无数次的大战。

其中，汉末三国时代，曹魏、孙吴为争夺合肥，在此鏖战数十年之久。魏吴双方为了争夺合肥，不仅有多次出动数十万兵力的行动，更有先后出席了6次皇帝御驾亲征的战例。

由此可见，争夺合肥的的战争规模之大，双方对合肥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兵家必争之地，更是对中国历史的走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比如，发生在公元215年（建安十八年）的逍遥津之战，曹魏名将张辽率领800死士一举击破东吴10万大军，让孙权吞下了最耻辱的一败，更是“盖终吴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地”，不得不吞下偏安一隅的苦果。

清代合肥县传郭城图（图源@网络）▼

三国之后，合肥的军事战略地位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是进一步提高。

在南北朝时期，更是有了“淮西有事，必争合肥”的说法，围绕合肥的战争依然不断。即便是大一统的隋唐时期，合肥不仅继续承担着“当西淮要冲”职责，更因为“市河通彻巢湖，可以遭运”，让其随着南粮北运而地位进一步提升。

到了两宋时期，位于淮南两路之中的合肥，不仅是阻击女真铁骑的南下的“淮南最为重城”，更因为合肥“西北距淮二百里有奇。而寿春实在淮上，东南距江亦二百里有奇。而建康实在江左,江淮相距不踰五百里”，使其进一步成为“北守淮，南控江”的战略要地。于是有了“失合肥，则失淮南；失淮南，则天下事去矣”的说法，更让合肥的军事战略价值进一步突出，成为“淮西根本”。

正是因为合肥的军事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所以历朝历代都注重合肥城的修筑，将其打造成一座易守难攻的军事堡垒。

安徽地理水系图（图源@网络）▼